所谓东洋文论，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文学论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，却是日本（人的）文学论。
我在日本呆了几乎两年的结果之一，就是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译了《东洋文论》这本书。书中所收录的都是近十年来日本学者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，并且基本上是首次译成汉语在中国发表、出版。
据我并不完全的了解，大约从十年前开始，在中国出版这样的著作，就显得十分困难了。除了散见在刊物上的不多的单篇论文和更少的个人著作外，能够显示我们的东方邻国研究中国文学的综合性著作，竟是难觅踪影。这使得我们对海外汉学的视野不免多少显得有些狭窄了。中国是个大国，历史悠久，文化深厚，本不该如此小家子气的。鲁迅说，不管什么，先拿来再说。而且在事实上，中国文学早已不再囿于中国了，它具备了世界文学的品质。赋予中国文学以世界文学品质的，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所持的“拿来主义”态度。现在的这本书，它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文学品质的一个侧面———东洋（日本）人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。
中国人所说的东洋，确指日本无疑；而日本人语汇中的东洋，则是泛指亚洲大陆，或狭义地指东南亚洲，极少数特指场合是指中国地域，日本自身是并不包括在内的。这样，在东洋一词的所指地域和方向上，中国与日本恰好相反。我以为在这同一语词使用上的有趣现象，反映的则是深刻的“世界”观意味——中国文化是如何看待“世界”（包括自身）的，而日本又是如何？其中有一些很不轻松的问题。对此，我已有另文论及，这里不再重复。但意识到这种区别以后，这本书的书名也就决定了。所谓东洋文论，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文学论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，却是日本（人的）文学论。在我看来，把日本的中国文学论视为日本（的）文学论，也无不可。正是在东洋一词的这种使用中，我体会到了歧义所含有的世界（文学）意味。这也可以说是汉字文化的魅力之一吧。
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交流，依赖于对语言意义的充分贴近的理解。虽然所谓合理的误读曾时髦一时，几成口头禅。但误读毕竟是误了，为误而辩，无论如何堂皇，总不能变“误”为“正”吧。这个问题在中国译介外籍时存在，而在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许多事例中也并不少见，可能只是我的一种偏见，相对而言，我觉得日本学者对中国问题的了解，要比欧美学者更为合情合理。汉语和西洋文字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，由语言所表示和反映的文化观念、价值观念乃至整个世界观，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。这既说明它们之间的交流是必需的，同时也可说是困难的，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，可谓得天独厚。汉语和日语的亲缘性，保证了它们在文化上的亲缘性。对此我坚信不疑，尽管现今的日本还算是亚洲最“西化”的国家。
不仅如此，关键还在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学术内涵。一般所说的日本学者的实证方法，其实并不限于罗列资料、考证事实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证方法所依托的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。实证只是表象和手段，以实证逼近历史（甚至企图还原历史）并由此把握历史现象之中的逻辑关系（包括对偶然、变量因素的考察），达到目前所能够达到的对于历史（对象）的充分了解。这才是目的，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。我把日本学者的研究理解为是一种“实证——历史——逻辑”的系统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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